2024年秋国际经济合作研究院第十四周学习研讨会回顾

Conference Briefing

2022级世界经济专业博士生夏蓀瑶报告了Christopher Roth和Johannes Wohlfart 于2020年合作发表在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上的“How Do Expectations About the Macroeconomy Affect Personal Expectations and Behavior”一文。本文通过使用美国的代表性在线样本，研究了个人的宏观经济预期如何因果地影响他们的经济展望和行为。

具体而言，作者向受访者提供不同专家对实际GDP下降概率的预测，通过信息实验产生的外生变化考察经济衰退预期对个人预期和行为的因果影响。实验主要分为四个阶段：首先，收集受访者对衰退可能性的先验信念。接着，向受访者提供两种真实的专业预测，分别来自非常悲观和非常乐观的预测者。然后，测量受访者对整体失业率的预期以及个人经济状况的预期，并询问他们的消费计划和对经济衰退的后验预期。最后，两周后对前续样本进行跟踪调查，询问他们在上一次调查后的消费投资行为，以及宏观经济预期、个人经济状况预期。

本文主要发现为：第一，受访者的衰退预期较专业预测者更加悲观且分散，但他们会根据专家预测调整自己的预期，这与宏观经济学中不完全信息模型的结论一致。在拥有大学学位的人中，对自己先前信念缺乏信心的受访者的学习率明显更高，这与贝叶斯更新模式一致。然而，在没有大学学位的群体中，不存在这种异质性。第二，负面宏观经济预期对家庭经济状况预期产生负面因果效应，提高了个人的失业预期。第三，对于经历过经济衰退的个体，衰退预期对个人经济状况预期的影响更大。更容易暴露于宏观经济风险的群体（如之前有失业经历、所在地区失业率较高、从事周期性行业的人员）更可能更新个人失业预期。第四，悲观的宏观经济预期导致个人下调计划消费和股票购买量的增长预期，符合经济衰退可能引发永久性收入冲击的观点。对大多数人而言，改变宏观经济预期的影响较小，因此政策沟通应重点关注这些高风险群体，如周期性行业工作者。

2023级国际贸易学专业博士生陈钊泳报告了2024年Xiao Cen，Vyacheslav Fos，Wei Jiang在NBER的“How Do US Firms Withstand Foreign Industrial Policies”一文。基于国际标准行业代码（ISIC），该论文从跨国数据维度首次匹配了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CIEC）和美国人口普查纵向工厂数据库（LBD），探究了中国产业政策（“五年计划”）对美国工厂层级与上市企业的影响，为美国企业对外国产业政策的适应力提供了新的微观证据，并为探讨企业多元化的成本与收益提供了新的视角。

本文主要包括三个部分。首先，分析了中国五年计划对美国企业的影响。一方面，五年计划发布后，中国受鼓励的行业在企业数量和就业方面的增长，明显超过了非受鼓励行业；另一方面，五年计划的实施取代了美国的生产与就业，并加剧了与中国产业政策所针对行业相同的工厂关闭。其次，探讨了美国企业应对中国五年计划的内部调整。面对市场竞争，美国企业在内部将资源重新分配到受益的上下游行业，以应对中国产业政策的影响。此外，受影响的企业还可以选择将生产转移到地理上，特别是将生产外包到中国，因该行业得到了政府支持。最后，金融可得性和人力资本的摩擦帮助美国企业更积极地应对负面冲击。最后，分析了美国企业的应对措施对企业产出和股东回报的影响。尽管与中国同行业受五年计划支持的美国公司相比，整体上会面临估值折扣和股东回报损失，但那些能够将生产重新分配给受益于中国重点行业的上下游行业，或将生产外包到中国的企业，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估值的负面影响。特别是资金充足、具备灵活行业和地域布局的公司，其股东几乎没有受到影响。

本文的研究发现：（1）中国的产业政策（“五年计划”）取代了美国的生产、就业，并加剧了与中国政策所针对的行业相同的工厂关闭。（2）企业将生产转移到受益于政策的上游或下游行业，或将生产转移到中国政府认可的行业。这种企业内部的调整抵消了冲击带来的负面影响。（3）金融市场和劳动力市场摩擦在使企业灵活适应变化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4）如果美国企业享有灵活性，包括在“受益”行业中已有的业务据点、金融渠道和劳动力流动性，那么它们就能更好地抵御外国政府的干预。即，适应性强的受影响企业在面对外部冲击时能够表现出更好的韧性。